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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

编辑:舒涛    来源:光华时报     2017-02-07 09:43

  □黄惠运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直接参与领导了苏区经济建设和反“围剿”战争,形成了十分珍贵的民生与军事经济思想、交通与统战经济思想,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红军长征战略转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生经济是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解救民生疾苦的经济思想与主张。周恩来在筹划南昌起义时,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福建上杭休整期间,起义部队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没收5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9月24日,周恩来率起义军进驻广东汕头,宣传土地革命政纲,开展民众工作。在主持起草的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工作中心。”主张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周恩来特别关注民生问题,提出科学的民生经济思想,突出表现在他的群众路线思想与实践之中。周恩来明确提出,苏区经济斗争“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一般认为,“群众路线”一词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首先提出的,该信多次强调要在苏区经济建设和红军筹粮筹款斗争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在信中写道:“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否则将失去广大的群众。“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对红军的给养费用可由兵委审查,其他特别开支不必要由兵委审查,将来应由群众政权组织决定和审查。”红军部队在战斗间隙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征集资材和筹款,解决粮食等给养问题。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中,批评了红军上次在闽北筹款,没有进行组织群众和训练干部的缺点。1931年12月,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从上海辗转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不仅关注民生问题,还特别重视红军部队的筹款和给养问题。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向所属各单位、各级指挥员发布紧急训令,其中要求各部队充分认识征集资材的重要性与急迫性。“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学习游击队的动作,即使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天的停留或一日的游击,也必须注意到筹款与解决筹款和购买的问题。”1933年1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向北转移行动的训令指出,为支持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长期战斗,各部队必须在其占领地域努力征集资材,即便是一天一晚的停留,也不应丝毫放过可以征集资材的机会。1月23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周恩来和朱德在前方发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急转临时中央,明确提出“谷、油、柴、盐的存购,须督促各作战区再切实计算,并估计到春荒困难,发动群众节省,并准备供红军与必要时的坚壁清野,现时就应移动到偏僻乡村中存储,使一粒米、一根柴都不被敌人抢去。”1933年4月10日,周恩来和王稼祥联名发给各军团、各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电报,要求红军部队做好占领区的赤化工作,要从实际上帮助群众解除痛苦。从分发土豪谷物,一直做到加工资与分田运动。不要只开群众大会,而要利用部队中各个伙食单位召集群众来开谈话会,并组织地方工作队去帮助群众耕田砍柴等。1934年2月7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说讲话,强调后方勤务机关政治工作与前线的配合十分重要。

  周恩来主张苏区军事交通应与邮政合办,建立健全交通经济。他提出“苏区军事交通应与邮政合办。邮政在战争时不能以八小时自限,快班信一日夜要能达一百八十里,并多辟小路捷径。”苏区军事交通要与经济交通相结合,建立健全军事经济。各军区特别是各作战分区应负责在这个地带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坚壁清野,青年、壮年的工农,应组织他们在赤少队、游击队中,动员他们参战担任战地一切工作,加入独立团营,加入红军。地主、富农分子应送到后方充当劳役。各地方部队及红军基干兵团的粮食及其他物质资材的供给,应尽一切可能依靠这个地域来维持自己,并要在远殖游击区域,尽力征集资材供给后方。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多次发电报给红军各部,指示筹集出发转移的粮食等物资,解决运输等问题。

  “苏区经济建设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是周恩来一贯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实践主张。周恩来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江西临川时,和恽代英、李立三商量决定,改变以往派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地主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财产及罚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借款招兵”的经济思想:“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1927年9月5日,南昌起义军进抵福建长汀,在此休整两日,筹办给养。在长汀期间,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促请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支援经费和枪炮弹药,以取得国际援助。 9月10日,周恩来和澎湃率领一团起义军先行进占上杭,接见中共福建党组织负责人罗明,指示地方党组织要协助起义军做好后勤工作。1928年6、7月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六大”决议提出“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统一战线……必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权。”

  1933年9月22日,周恩来给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发电报,指示可派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闽西西芹,与十九路军代表吴明(陈公培)面谈,探知对方更多底细。彭德怀接到电报后,当日即派代表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10月26日,双方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提下,结成反日反蒋军事同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达成《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中共代表潘健行(潘汉年)和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在协定上签字。该协定除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功外,还规定双方恢复商品贸易,依互助互惠原则另订商约等经济条款。周恩来的统一战线经济思想在苏区革命斗争中得到成功实践。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陈济棠派罗炳辉的内弟到中央苏区,通过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介绍,与周恩来、朱德进行秘密会晤,并将陈济棠关于“送客”“让道”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10月5日,周恩来和朱德联名发电报给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黄开湘,指示派代表到寻乌与粤方代表谈判。按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精神,中央红军派遣时任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政治委员何长工、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为全权代表,前往苏区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代表谈判。双方达成了“借道”协议,其中有解除封锁,互相通商,食盐、布匹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等经济条款。这是周恩来统一战线经济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建立了不朽功绩。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实践,至少留给我们两大启示:一是不断改善和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凝聚强大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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