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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治学与做人

编辑:舒涛    来源:光华时报     2018-11-02 10:15

□ 张光茫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被称为“大师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是同学,二人曾有交往。但从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鲁迅的日记中对此却有记载。陈说,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会被国人误认为自己是鲁迅所说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在欧洲游学期间,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新唐书地理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他诵读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他选择历史学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1919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满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

  陈寅恪留学回来后,与当时大多数归国留学生的西装革履不同,他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布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每次上课前,他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足可见其知识的渊博。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陈寅恪曾谈到他学习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在清华执教时,他已名满天下,但他仍然坚持自学西夏文和蒙古文,并且每个星期进城两天,向德国教授钢和泰学习梵文。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来形容陈寅恪懂得的语言数量。只是陈寅恪极为谦虚谨慎,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得了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都未能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是他的师友、家人、弟子。

  陈寅恪说过:“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碑文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据说,中印战争结束后,中方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与印度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麦克马洪线的内容。毛泽东思考了一整夜后,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已被打倒,双目早已失明,但他凭借记忆说出某段某句在某书某页,为我国政府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未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陈寅恪的事例无不启示我们,读书做人不要急功近利。当然,对现今人才的使用,也有着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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