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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昌叔父身边的日子里

编辑:舒涛    来源:江西政协报     2019-03-26 14:50

□ 甘炳朗

  五十年代在新疆,我和祖昌叔父共同生活了七年。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可以说我是在祖昌叔父身边长大的。这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老红军的为人和胸襟,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使命担当一直感染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2018年入夏以来,身体有些好转,才慢慢动笔,将我1950年随他去新疆,1957年回乡前夕在新疆同他相处的两个真实事例记录下来,以期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祖昌叔父,进一步弘扬“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的甘祖昌精神。

(一)

  1950年初冬,离家当红军二十多年的祖昌叔父,在北京开完会后,抽空第一次回到老家探亲。他回家第二天下午,找到我父亲问:“你家里的情况现在还好吗?”我父亲爽直地告诉他:“家里因为生活困难,两个女儿很小就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了。两个儿子,大的今年到区政府做事去了,小儿子已经快十二岁,还没有上学读书,不知道你能不能带他出去?”叔父问:“小儿子身体怎样?”我父亲回答说:“因为五、六岁开始就跟着我们劳动,身体很结实。”叔父立刻说:“那好吧,问问他愿不愿意跟去新疆?愿意的话,后天就跟我走。”父亲立即兴冲冲回到家,告知我妈妈、哥哥和我。我一听,立马就说:“我愿意去,我要去!”爸爸接着说:“祖昌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他是我堂弟,大革命时(1933年),他被国民党陈光中部驻扎在县城和九都(坊楼)的兵追杀到沿背垄下,我放鸭子碰到他,叫他先到垅山庵躲躲。过了一会儿,敌人追过来了,问我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路过?我说有个人往路口方向跑了。敌人信以为真就朝路口方向追去了。我借着放养鸭子,篮子里装着蒸熟的鸭蛋,给他送了两次吃的,并告诉他到处都传国民党兵在追杀他,让他尽快离开垅山庵,由六市方向转向湖南找革命队伍。想不到这次一回来就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们家,我们可要牢记他的恩啊!”

  当天傍晚,爸爸带着我去见到了祖昌叔父。第一次见到叔父,我有点拘谨畏缩。一见面,他就朝我笑着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新疆去啊?”我说:“愿意!”他又说:“新疆离这里很远啊,你舍得离开你爹娘?会不会想家哟?去了就会很长时间不能回来啊。”我回答他:“我愿意跟你去,我不怕。”叔父走到我跟前,摸着我的脑袋说:“那好吧,后天跟我走。什么也不要带,穿好身上的衣服就行。”

  第三天清晨,妈妈早早起床给我煮好了两个荷包蛋和一碗薯丝饭,还给我准备了一双布鞋和一身短衫裤。吃过之后,爸爸将我送到祖昌叔父家,他们也都吃完了早饭,正等我一起出发到萍乡火车站。

  初冬的早晨,莲花山区的羊肠小路上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霜。祖昌叔父的胞弟洪昌叔父代表亲人送我们一程。到达罗市时,洪昌叔父同我们辞别。祖昌叔父披着呢子军大衣走路就像小跑一样,在翻越高步岭时,我不时地跟不上,他总是走一段又回过头来拉我一把。经过大半天的翻山越岭,之后又步行了半天,太阳落山前,我们按预定时间到达萍乡火车站,并坐上了萍乡经过长沙、武汉至西安的火车。当火车到达武昌时已经是深夜,那时武昌到汉口没有桥,火车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乘轮渡过江。当晚,我们就在武昌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警卫员小刘和我一大早就起了床。警卫员小刘在旅店里买了三碗稀饭,在旁边一家小店里买来六根油条放在我们旅店一楼大厅的饭桌上,然后准备上楼叫叔父吃早餐。正在这时,一波又一波要饭的涌了进来。小刘背着驳壳枪站在桌旁,右手指着进来的人群,叫旅店老板赶快将涌进来的乞讨人赶出去。不一会儿,厅堂里来往的人少了,也安静了许多。叔父从楼上下来,我们一起开始吃早餐。忽然门口又进来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全身上下湿漉漉的中年妇女,她左手抱着一个幼婴,右手牵着一个身穿一件补丁小黑棉袄、短裤、赤着红红脚丫的三、四岁男孩,一进门就站在门边,那妇女和小男孩双眼紧盯着我们喝稀饭吃油条,两条腿哆嗦着慢慢向我们桌子边移动。看到我们快吃完饭时,那妇女轻轻地走到我们桌子旁小声地对着叔父说:“长官,给点吃的吧,我两天都没有吃饭了,行行好吧长官!”叔父和小刘已经吃完了两根油条和大半碗稀饭,叔父抬起头,细细地看了一下那个妇女,和蔼地对她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出来要饭呢?”“我是安徽的,我们那儿夏天遭了大水灾,农田都被淹了,颗粒无收。我们村的人几乎都出来要饭了。我和老公还有两个小孩已经出来二、三十天了。”叔父看着边哭边叙说的妇女和小孩,侧过身对小刘说:“你去买两碗稀饭四根油条给她母子吃吧。”那妇女一听激动地直打抖,低着头说:“长官你是好人啊!”瞬间,小刘就买回了稀饭和油条,叔父起身把旁边一张空桌的板凳移开,让那个妇女和小孩坐下来吃饭。妇女一直站着,发抖的双手迅速将三根油条放进了包婴儿的布里,和婴儿包在一块,然后站着和坐在长凳上的小男孩喝稀饭,并分吃一根油条。叔父突然问小刘:“我们到西安的车票都办好了么?离上车还有多少时间?”小刘说:“都办好了,离上车还有半小时。”叔父又问:“兜里还有多少钱?”小刘伸出右手的四个手指小声说:“四块。”叔父认真严肃地对小刘说:“把这四块钱全给她吧。”小刘噘着嘴不乐意地说:“那我们怎么办?”叔父说:“给她,我们上车后很快就可以到西安办事处,路上饿一餐也没有关系。”小刘有些不太情愿地从挎包里慢慢地掏出四块白色的银元,在手上掂了两下,走到那位妇女面前说:“这是我们首长送给你的。”妇女接到银元两手直发抖,扑通一声跪倒在我叔父的脚下,头不停地磕在地上,那深陷的两眼泪如泉涌,小男孩也跪在地上跟着他母亲一边哭一边磕着头。叔父连忙起身将妇女和小孩扶起,并深情地说:“莫哭,莫哭了。不要感谢我,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要感谢就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现在解放了,赶快找到你老公,买张车票回安徽老家去,和村里的乡亲团结起来恢复生产。快回去好好劳动,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妇女一边流着泪,一边连连点着头。

  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离现在近七十年了,尽管年代久远,但每当我回想,犹如发生在昨天,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泪水也会难以自禁地流下来。是啊,祖昌叔父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是他的教育和关怀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便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也要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尽其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弱者。

(二)

  1957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全珍婶婶带着我弟妹几个从学校附近乘公共汽车去看望正在军队医院治病的叔父。当我们走进他的住处时,他正在扫地。我们的到来令他非常高兴,叫我们一起打扫房间卫生,并叫婶婶到食堂多订了一份午餐。

  那天中午家里人一起吃饭时,大家都很高兴,挺热闹。在快要吃完饭时,我告诉叔父吃完饭我就要回学校复习功课了。他听后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初中毕业?”我说:“六月份。”他又说:“你毕业了想做什么呢?你可是我们家的秀才啦。”我说:“读高中,老师都说了,根据我的情况可以保送读高中。争取以后读大学。”叔父听完后,脸色一下变得很严肃地说:“你就只想到读高中、上大学?有没有想以后做什么工作?”我摇摇头。他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说:“为什么读书?读书为了啥?这可要想清楚,否则只知道读死书,岂不越读越糊涂!”他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放大嗓音说:“依我看,你初中毕业后应该参加工作,参加祖国的建设。论年龄你已十八岁了,论学历初中毕业已经很不简单了,全国要普及小学,普及初中恐怕还要一二十年。现在全国大多数是文盲;更主要的是,国家正处在建设高潮当中,各行各业都需要各种人才。钢铁厂、水泥厂、农村都需要人,我们应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低着头顶了他一句:“读高中也没有什么错啊。”他有点生气地说:“读书本来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个人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来摆正自己。国家现在还很贫穷,上亿人连温饱生活都没有解决,首先考虑的是要摆脱贫穷。不错,以后我们国家富强了,不仅要普及小学、初中,还要让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他喝了口水接着说:“我们国家才刚解放七、八年,要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路还很遥远很曲折。我们不带头和群众一起干怎么行呢?不从国家的大局去考虑问题,不想从事艰苦工作,那读书又有啥用呢?”他接着说:“任何情况下都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个人能力有大小,能力大的可以做大事,能力小的就做小事,能做好每件小事也是大的贡献……”叔父又对婶婶说:“你们搞教育的,首先要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劳动放在首位教育学生,书本不能脱离实际,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听了叔父的批评,我内心很不是滋味,只好欲言又止,但我还是想继续读书。

  中午一点多,叔父开始进卧室休息,我向婶婶辞别以后,悄悄地离开医院回到了学校。在学校我接到了哥哥的来信,他鼓励我初中毕业以后尽量考取高中继续读书。我的班主任张老师也说我应该读高中,我沉重的心情慢慢轻松起来。

  元旦后第二个星期六,像往常一样,婶婶带着我们去医院看望叔父。叔父一见面就说:“考虑好了吗?参加工作还是继续上高中?”我胆怯地说:“还想继续读书。”叔父一听,很不满意地说:“好吧,你继续读吧,我也管不了啦。我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拖累组织,影响部队工作,我已决定回老家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了,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不给国家添负担。”

  那天,我离开叔父后,仿佛有一块巨大石头压在我心头。一方面我感到叔父的话有道理,另一方面又感到我的学习已经上路,放弃上高中实在舍不得。当我回到学校后,看到同学们正在教室里静心地看书学习时,我还是暗下决心要继续读高中。因为读书的事,我与叔父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些隔阂。

  1957年8月,祖昌叔父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率领全家大小回到了老家务农,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轮回: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回到农民。

  由于祖昌叔父举家回迁,我也就转学到吉安地区白鹭洲中学上高中。1960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被选拔到军事院校学习并参加了工作。我每次回家探亲与叔父谈起弟妹、侄子读书的事时,我总感到有一些说不出的内疚。在我加入党组织后,经过一段工作的磨练,才慢慢地领悟到叔父当年劝我放弃读书先参加工作的初衷。叔父完全是站在党和国家利益立场上,实事求是地考虑如何处理问题的,他是教育我要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并且以自己的具体行为实践。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高贵品德的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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